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将有哪些新举措？

　　日前，广州新机场开工建设。广州新机场位于佛山市高明区，地处佛山、肇庆、江门、云浮四市地理中心，项目总投资418.08亿元，预计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万吨、飞机起降26万架次的运营需求。新华社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既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也是稳增长、惠民生、利长远的重要支撑。在“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投资止跌回稳不仅关乎短期经济增长，也直接影响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

　　2026年开年，多地加快重大项目落地节奏，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优先推进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与此同时，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凸显，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发力，进一步激活社会资本参与意愿。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2月份52721亿元，同比增长1.8%；各地统计公报显示，多数省份投资实现正增长，有力回应了市场担忧，提振了信心。

　　我国投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

　　2025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5186亿元，比上年下降3.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0.5%。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2%，制造业投资增长0.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高技术产业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8.4%、16.9%。

　　尽管投资增速在放缓，但投资结构在优化。例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带动了部分高技术行业投资的较快增长。

　　“我国投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对于投资增速的变化需要客观全面地认识，不能仅看当前，更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强调，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投资空间依然巨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随后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明确，多措并举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充分发挥“两重”建设、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政府投资资金作用，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不断提高投资效益。面向“十五五”谋划实施重大工程项目。进一步明确投资规则，扎实做好前期工作，加强投资项目调度。深入实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相关部署为投资止跌回稳提供了系统性政策支撑，尤其是“统筹稳增长与调结构”在稳定投资总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投资的新变化：一是投资方向更精准，聚焦“两重”建设、新基建、民生短板等领域，如专项债重点支持轨道交通、水利设施、新能源基地等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二是政策协同性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配合，放大政策效能；三是注重投资效益而非规模扩张，强调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源头上避免低效投资，如建立项目绩效评估机制，对收益不达标项目暂停资金拨付。

　　袁帅认为，这种政策逻辑既应对当前投资下行压力，又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通过精准施策，确保投资在关键领域形成有效供给，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

　　政府投资是落实国家战略任务、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政策工具，具有很强的引导带动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安排近3.4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公共领域项目建设。累计发行约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投资建设，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实施项目“自审自发”试点，支持地方重点项目建设。2024~2025年共安排1.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同时也要看到，2025年以来投资下行压力加大，全年投资下降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曾发文称，这既是受一些地方政府化债压力较大、地方投资循环不畅等当期因素影响，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等长期因素的现实反映。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政府投资不再局限于直接出资建设，而是通过基金引导、金融赋能、机制创新等多元方式，为社会资本铺路搭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近年来，我国投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投资管理和服务更加便利高效。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政策，制定实施投资项目可研报告编写大纲，简化优化投资审批流程，深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提高投资建设便利化水平。

　　但同时，部分领域投资审批权限不合理、一些审批事项办理难办理慢、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投资审批便利度，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良好投资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指出，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足以见得其关键性。

　　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政府投资也将不断优化引导方式、拓宽联动路径。从重大基建到科创孵化，从民生补短板到产业强链条，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持续激活有效投资潜力。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工具箱的不断丰富，让政府投资的引导路径更精准、覆盖领域更广泛。202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宣布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同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这只航母级基金将发挥中央资金引领带动作用，广泛吸引地方政府、中央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元资金规模，通过投基金、投企业、投项目，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持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长跑”。

　　“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需以资金使用效益为前提，避免低效投资需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对此，袁帅认为，一是健全项目筛选机制，建立科学的项目库，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前期工作成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的项目；二是完善资金监管体系，完善专项债全生命周期管理，从发行、使用到偿还实行穿透式监管，防止资金挪用或闲置，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三是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作，确保资金投向与“十五五”规划目标一致，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政策性工具正成为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实体经济的重要杠杆。从实践来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补充项目资本金、推动项目落地方面已显现积极效果。

　　袁帅提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发挥更大作用。首先，扩大工具规模并优化投向，重点支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同时向经济大省和民间投资倾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次，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政策性金融工具风险，增强银行放贷信心，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融资结构。最后，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建立动态项目库，确保项目成熟度和可行性。此外，袁帅建议，建立工具使用绩效评估制度对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跟踪评价，及时调整支持方向，加强要素保障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投资尽快止跌回稳，为“十五五”时期投资稳定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当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投资领域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保持投资增长面临一定挑战。但更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人均资本存量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需要补齐，总储蓄率仍然较高，宏观政策空间充足，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空间。